有课题报告称，目前我国有近5000万留守妇女。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生活压力大，是压在留守妇女头上的“三座大山”。一位长期研究中国留守人口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留守妇女的数量之大、承受负担之重，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是少见的。”

　　而与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相比，留守妇女的心理状况与精神负担，更容易被忽视。近日，本报记者来到湖北部分村镇，探访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们的生活追求或许不同，但都不得不在“更好的经济收入”和“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做取舍。她们并不算奢侈的心理期待，实际是在呼唤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还是少女时，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

　　嫁为人妻后，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

　　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

　　离别，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进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村湾角落，听村里的留守妇女讲述她们的故事。

　故事 出国打工村的“全职妈妈”

　　“我们结婚才几个月，他就出国了，那时非常想他，现在也只好习惯了”

　　邬家湾距离黄陂城区约一个小时车程，是当地有名的打工村，青壮年男子有出国“打洋工”传统。

　　“80后”媳妇张娟，丈夫在伊拉克打工，一签约就是两年。她独自带着5岁的孩子，偌大一个家，里里外外都靠她一个人。

　　张娟说：“最难的就是换煤气罐之类的体力活，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安全。我的孩子上幼儿园，学校的小面包车管接送，听说好多地方校车都出事了。可就算我骑摩托车自己接送，照样不安全。”

　　比繁重的家务更难以承受的，是心理上的煎熬。张娟的好姐妹沈丽，丈夫也曾在利比亚打工。2011年初，从电视上看到利比亚局势紧张，沈丽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电话打不通，网络连不上，把我急死了。等了半个月，老公总算安全回家了。直到现在我都后怕，不敢再让他出国了，现在他在银川打工。”

　　丈夫回国打工了，回家的次数却没变。一年到头，也就春节回家一次。平时沈丽一个人在家带俩孩子。“刚开始一个人住挺害怕的，每天晚上首先要把门窗都关好。不过时间长了，慢慢也就适应了，没以前那么害怕了。”

　　25岁的石艳艳说：“我们结婚才几个月，他就出国了，那时非常想他，现在也只好习惯了。”

　　其实，在结婚前，她们中的好多人也曾在外面打工。可为了照顾孩子，只好回乡留守。在村里，除了干活、带孩子，就只能看电视、搓麻将，她们也心有不甘。“我也想找点工作，可我就算去镇上上班，离家也挺远，赶不及接孩子、给孩子做饭，怎么办？”张娟说。

故事 “水土不服”的返乡妇女

　　“过去在厦门，我还常常去听一些教育讲座，可这里没有啊，原来听过的也忘了”

　　今年春节刚刚回家留守的彭惠玲，“水土不服”的感觉很强烈。彭惠玲家住刘家寨村彭家田湾，之前一直和丈夫在厦门打工，她做超市促销员，丈夫做木工活。

　　“厦门真是好，气候好，景色好，人文环境也好，我在那朋友也多，可回到家，生活太单调了。”彭惠玲语气里充满了对厦门的想念：“不过为了小孩，我只能回来，让老公一个人出去打拼！”

　　彭惠玲30岁出头，女儿5岁，马上要上小学了。“过去我们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带，老人‘隔代亲’，特别溺爱。现在孩子习惯很不好，我必须得回来好好管着她。希望她将来比我们强，能在外面的世界立足。”

　　彭惠玲最希望的，还是一家三口能一起待在厦门。他们去年也曾经把女儿接过去，“小孩可高兴了，可惜我们没能力，过了两个月，就发现厦门养孩子太贵了，幼儿园一个月要600元学费加200元伙食费，我一个月工资才1500元，孩子他爸工资高点儿，但做装修有季节性，收入也不稳定。孩子也真懂事，一看我们没存到钱，马上自己说要回农村去。”

　　说起这些，开朗的彭惠玲多了几分感伤。“孩子哪是真愿意离开我们呢？每年过完年要出去时，女儿都抱着我们哭。她任性耍脾气时，我们只要威胁一句‘再不听话我们就走’，她马上就听话了……”

　　在外面闯荡过的彭惠玲，对农村的生活很有看法：“现在村里留守孩子多，一放学就没人管，过去还有人教他们跳跳舞，现在也没有了。” 她觉得自己教育孩子的方法也有问题，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教才好。“过去在厦门，我还常常去听一些教育讲座，可这里没有啊，原来听过的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