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一年“光棍节”，这个近年来在单身青年中兴起的节日，开始让社会集中关注都市男女的婚恋困惑。然而，在城市中，还有一个群体的“光棍现象”往往被社会所忽略，他们就是规模已超2.5亿人的进城农民工。因为漂泊于城乡之间，同样处于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年龄段的他们，面对婚姻和家庭时却多了些苦楚和无奈。

　　北京这么大，找个媳妇却很难

　　11月9日傍晚，位于北京亦庄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24岁的刘建飞和工友一起端着晚饭走进工地宿舍，这间摆满4张上下铺的简易房里住着8个年龄相仿的大男孩。

　　“在这屋里你闭上眼都能采访到‘光棍’，我们8个人加起来，能凑齐两个光棍节。”刘建飞在跟记者介绍工友时，还不忘调侃一下大家。

　　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他们，晚上躺在床上和工友吹吹牛、聊聊天，成了全天“最解乏”的时间，而8个单身男人之间闲聊的话题多与“姑娘”有关。

　　刘建飞两年前从河北老家来北京打工，刚离家的时候父母叮嘱他“在大城市好好赚钱，别着急谈朋友”，但是来到北京两年来，刘建飞却愈发感到“谈朋友”既没机会，也没时间。

　　“跟了三个建筑队，最多的一个队有200多人，但是全都是男的，白天干活累了一天，晚上回屋就睡，天天都是这样，平时根本接触不到女孩。”刘建飞说，自己曾想换工作去工厂车间做工，“那里的工作可能没这么单调”。

　　但是，睡在刘建飞上铺的孙鹏插话，“你别想了，现在的工厂车间因为工种不同，要么只招男的，要么只招女的，天天在流水线上加班，全天坐在那重复一个动作，自己累的都像机器。”

　　采访中，在工友的“揭露”下，刘建飞承认了自己曾经的暗恋经历，女孩是工地附近一家小餐馆的服务员，但是表白的时候，他被对方拒绝了。“谁愿意跟着一个‘泥瓦匠’。”刘建飞说，从那次“打击”之后，自己再也没对哪个女孩好过。

　　两个月前刘建飞花1000元买了一个触屏手机，晚上用手机和女网友QQ聊天成了他一天最期待的事情，但是工友总提醒他：“小心被骗”。

　　由于自己的“光棍”现状，每年过年回家，刘建飞经常被长辈数落：北京那么大，怎么连个媳妇也找不到。“其实他们不了解，在北京，我们的朋友就是几个工友和老乡，没有几个城里人，生活的圈子反而小了。”

　　刘建飞如今所建的楼盘将于年底完工，每平米18000元的房子已经销完。周末的时候经常会见到一些情侣在工地外看他们的新房。“城里的恋爱谈不起，还是挣了钱老老实实回家吧。”刘建飞说。

　　爱情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刘建飞的想法可以说代表了大部分打工青年的婚恋观念，背井离乡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传统婚恋渠道不复存在，城市中的生存压力又在挤压他们的婚恋空间。城市无法融入，回家恋爱或许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农村老家，他们还容易获得爱情吗?

　　26岁的张晴，三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北京打工，有大专学历的她，工作区域在从车间流水线一直换到了厂区人力资源办公室。从外表看，如今的张晴衣着打扮和城市里的小白领并无差别，但是她自己也困惑：为什么至今也没男朋友。

　　其实，在北京的这些年，张晴身边不乏追求者，但是父母一直坚持让她回老家找对象，因为“知根知底，不会受气”。但是，经历过几次回家相亲之后，张晴开始怀疑父母眼中的“知根知底”。

　　“都在外面打工，过年回家时才能见一次面，没有相处的机会怎么去‘知根知底’。”张晴说，由于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现在的农村相亲就集中在过年回家的那几天，男女相处几天之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打工。

　　张晴说，在农村，外出打工年轻人不好找对象，已经让农村的婚恋成本不断加码。“现在牵线搭桥的媒人几乎都成了专业的了，不管成不成，是要男女见面，双方都要给他‘喜钱’，这都成了规矩。”

　　同样因为“规矩”，张晴的弟弟去年结婚时，仅“彩礼钱”张家就给了女方八万元。张晴经常给工友开玩笑说，父母催自己结婚，就是为了“捞本钱”。

　　说到回家相亲获得的爱情，张晴给记者讲了她表姐的例子。“她和那个男的在不同的城市打工，相亲认识后虽然电话经常联系，但是相处的机会很少，你都不敢相信，结婚那天是他们第六次见面，但是婚姻只坚持了一年多就离了。”

　　在张晴所在的工厂里也有不少打工夫妻，他们在老家相亲、结婚之后继续回城打工。“为了节省租房的钱，这些夫妻还是各住各的宿舍，虽然结了婚，你说这样的婚姻能算成个‘家’吗?”张晴感叹。

　　现在的张晴，经常在北京参加一些集体相亲活动，她坦言自己想找一个北京人，或者是一个可以买房的城里人，“但是父母还是担心我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想法能不能有结果。”

　　有妻有儿，还是城市“光棍”

　　在中国，像刘建飞和张晴这样出生于1980年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已有8487万，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调查报告就已经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但是发生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情感困境，既不止是这些“嫁娶之难”，也不止是年轻打工者所独有的困扰。

　　11月8日晚，33岁的刘全保和以往一样给甘肃老家的妻子打了电话，“天冷了，等过两天发工资给小静买个羽绒服寄走吧……”。

　　刘全保8年前结婚，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算起来已有10年，他当过餐厅服务员，送过报纸，干过油漆工，现在是一个小区的保安队长。原本也在北京打工的妻子自从有了女儿小静之后，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父母。

　　小静今年7岁，刘全保夫妇的两地婚姻生活也已持续了7年，自从有了女儿之后刘全保将每年回家的次数由1次提高到了如今的3次，但是7年来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也就半年。

　　“谁不想多见见老婆孩子，但是老家太远，回家一趟费时又费钱，请假还要扣工钱。”刘全保说，两地分居后，妻子在家还有孩子和亲朋可以依靠，而自己在北京其实还是个“光棍汉”。

　　在同事和街坊邻居眼中，长相憨厚，为人实诚的刘全保是个可以让妻子“放心”的老实人。但是，刘全保却并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在家照顾老小。他计划过两年就离开北京，回家做点小生意，“总不在一起，一家人就生疏了，在农村一个女人持家不容易，家里也不能总没有男人。”

　　由于城市生活压力较大，子女教育门槛较高，像刘全保这种，丈夫在城打工、妻子在家抚养孩子，或者夫妻同在外打工，将孩子交由老人抚养，已经成了中国大多数已婚农民工的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让分居两地的家庭成员都承受着滋味各异的孤独和牵挂。

　　都市角落中，不可忽视的情感诉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全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2.5亿，平均年龄36岁。这个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进城大军”，他们城市底层辛苦奔波的同时，还要忍受异乡的孤楚和情感的压抑。

　　“谈到都市婚恋话题，我们往往只关注都市中的白领，却忽视了同样在城市中生活的青年农民工群体;谈到进城的农民工，我们往往关注他们欠薪问题，关注还在家里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而农民工自身的情感需求往往又被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农民工群体的情感问题如果持续被边缘化或者处理不好，会在城市和农村中衍生出诸如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夫妻分居造成的离婚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等等“问题链”。

　　自2010年开始，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联合进行的“农民工幸福感”相关调查也显示，在农民工认为可以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前四位主要因素中，“家庭”和“情感”已经超过“事业”和“收入”，成为决定农民工幸福感的前两位因素。

　　对于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情感诉求，周孝正表示，用工企业要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的精神需求，给予他们休闲娱乐、休假探亲的时间和条件，工会、团组织、妇女组织要多组织农民工群体的相亲交友的活动，在他们遇到情感问题时，及时给予心理辅导。但是周孝正同时强调，这些的前提是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如果连拖欠工资，超额加班都没解决，很难谈及精神文化保障。”

　　周孝正称，解决农民工婚恋尴尬的根本，还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文化，让他们在城市中获得情感满足，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取消他们融入城市的制度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