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结婚?就这样不结婚不是挺好?”当和别人谈到婚姻问题时，发出这种问题的，不止一个。

　　是啊，为什么要结婚呢?当我结婚时，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么问的人多了，我便想了一想。

　　答案是：结婚只有一个理由——两个人要在一起。

　　1990年，当我和她在那个夏天相识时，各自看上去都不是对方最好的选择。我们都来自条件不错的家庭，双方的家长也都为我们有似乎更好的“安排”。但我们只知道，每一次相会，我们都舍不得分开。在我们城市中心的广场上，我们从下午呆到傍晚，从傍晚呆到深夜。广场旁边有两条单行道，走完单行道就是她的家，我们走过去，又走回来，直到天亮，她不得不去上班，而我如果可以逃课，还会陪她去，在她单位门外的小茶馆里等着，等着她中午出来匆匆会一面。

　　像这样一天又一天，单行道上的景色不知不觉中变了又变。那是年轻的我们有生第一次感觉到岁月的流逝。我送给她一首诗，现在还记得最后两句：“我用温柔的微笑，写下岁月 / 划满这岁月的，是名字中的你。”又一个夏天来了，但我们还是想在一起。

　　那时我还在读硕士，我在学校附近的郊区租了一间小屋，给房东的孩子作家教抵大半房租。小屋的四周是农田，想买点东西要走二里地，厕所就是田边的猪圈。这小屋不能避寒暑，但总能挡风雨，我们总算不必在雨天因为舍不得回家而偎依在街边的屋檐下。但小屋仍然不是我们的家，天再晚，她也不得不回她家。那时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词典里还没有“同居”这个词，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的父母们在晚上总要听到女儿进门的声音才肯闭眼。送她回家要路过我们熟悉的广场，路边卖夜宵(在这个城市里这种街边夜宵有个很形象的名称，叫“鬼饮食”)的会熟悉地跟我打招呼：“下夜班了?”送她到家后我又要夜奔二三十里回我们的小屋，有时会一狠心花五毛钱坐到“鬼饮食”摊上吃碗面，望着城市里满眼各有其主的窗户冥思苦想：什么时候才能即使在夜里也不和她分开呢?

　　有时候我送不了她，她就要独自骑车通过黑夜里的田埂，乡间的野狗们狂叫着猛追。有一次她摔倒了。事后我告诉她，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家，再也不要分开。

　　于是我们要结婚了。在那个年代，结婚是需要单位批准的，我在学校读书，我的单位就是学校，而学校一般是不会同意学生结婚的。我的“结婚申请”上盖了十多个公章。对握着公章的菩萨们来讲，我结不结婚关他们屁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年轻的我学会了敬烟，学会了点头哈腰，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再大的火都忍着，只因为我必须得到许可，许可和她在一起。

　　我们的第一个家是借的一间旧房子，十多平米。毕业答辩后的第二天我们举行了婚礼。后来每当我看见现在年轻人的豪华婚礼，就会想起，那天早晨，她一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的新家，一手掌着自行车把，另一只手还拎着一只暖壶，那是准备给客人们喝开水用的。于是我们有了第一个暖壶。我们还有了四大电器：电视机、电风扇、电动剃须刀、电子灭蚊器。新婚那段时间，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晚上突然对她说：“天晚了，你该回去了。”即使在这种游戏重复了很多次以后，她还是总会一愣，然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地告诉她：“不用了，咱哪也不用去，咱们结婚了，受法律保护呢，再也不用分开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真地没有再分开过。房子很快要拆迁，我们无处可去，只好赖着。楼里的其它部分都被拆成了光架子，有一天早晨，她出去解手，然后惊恐万状地回来告诉我，那座老式公厕的挡墙被拆迁工人拆了，蹲位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围几里内没有其他公厕，我急中生智找了块布钉在公厕门口当门帘，她就在旁边看着，忍无可忍仍须再忍。后来那帘子被扯掉了，我又钉，又被扯……斗争是坚苦卓绝的，作为这个城市里最早的“钉子户”之一，我们斗争的焦点，仅仅是一块遮住厕所的布帘。有人劝我们，回父母家住一段时间吧!但是父母家房子都不太宽敞，我们要回家就只好各回各家，不方便再住在一起。而我们想都没想过要分开，哪怕是一天。

　　我们又借到了一间房，比前一间还破还旧，在一个大约有上百年历史的破大杂院里，那片地区从清代起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贫民区，朋友们谁来谁说是“旧社会”。那时，她成了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早的下岗者之一，而我则刚开始工作。我对她说：“没关系，我养你。”从此，她就每天在那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屋里等着我，早晨拎着水桶充当的便桶到公厕去和老头老太太们一起排队倒便桶，然后在家里守着那台因为没有闭路天线而只能收到4个频道的电视机——因为我们的收入不容许她有任何另外形式的娱乐。那时电视台白天除了点歌几乎没其它节目，她就翻来覆去地听歌;然后蹲在小煤油炉前为我做饭。那个院子门口有一个门槛，自行车推过都会“咣当”一响。隔着老远，她能准确地分辨出每天几十声的“咣当”中哪一声是我发出的，然后在破烂的屋门前迎接我。夜里，老鼠在我们身上跑来跑去，开着灯都吓不走它们;夏天，因为潮湿，我们浑身都是红点，别人说我们得了“怪病”。有时候，我半夜里爬起来抽闷烟，冥思苦想：“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呢?”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终于，我用不太正常的手段在单位占到了一套住房，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用天然气的厨房和可以冲水的卫生间。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锈迹斑斑的冲水开关、肮脏的煤气炉，担心着会有人来把我们从这天堂中赶走。我告诉她，只要有我在，谁都不用怕，于是她天天到下班时就守在那6楼的窗前，直到看到我骑着破自行车在楼下出现她才放心：我还在呢!我们那一代人个个胸怀大志，不解放全人类不算完，这志向渐渐从天上落到地下，变得很简单：我要和她在一起。我早已不认为自己有雄狮的力量，但哪怕只是一只公麻雀，总要护住自己的巢。为了这个简单的要求，我这个在单位里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和全体领导班子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而且最终胜利了。这被无数同时在各个战场上斗争着的同龄人称为一次经典战例。占房那年，我23岁，比我现在的很多学生还要年轻。

　　那房子其实也很破，顶楼，风口，夏天闷热得要死，但只要有风就吹得呜呜的让人心惊。一天下暴雨，阳台上的一排窗子终于坚持不住，活生生被大风吹了下去。失去遮挡的屋子立刻被淹在灌进来的雨水里。我们躲在角落里看着这难得一见的雨景，我对她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好房子的。

　　老房子水管细，下层住户用水上层水就小;左边住户用水右边水就小;我们家在最靠右的顶楼，全楼的人不用水了，我们家的水流才足以点燃热水器。冬天洗澡，刚抹上肥皂，楼下一开水龙头，我家没热水了。擦干肥皂穿上衣服，热水又来了。她有时被折腾得掉泪，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会有一天，我们想怎么洗澡就怎么洗澡。其实我已经让她等得太久，但她一次又一次地信我。直到我们的孩子降生。

　　一次给孩子洗澡时，那种热水中断的悲剧又发生了，于是孩子得肺炎住进了医院，当时他出生只有40天。我们的钱只够让孩子住进大病房，我和她就每夜蜷在孩子的床角守护。中国的儿科病房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你想象不到会有那么多希奇古怪的病孩子：不会呼吸的、没有消化能力的、大脑缺痒的……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头上扎着输液针管：因为手上的血管太细，针头扎不进去。每当输液时，护士拿来刮胡刀，刷刷两下，孩子头上就丑陋地秃一片，然后一针下去，不见回血，再来一针……孩子哇哇大哭,父母除了揪心只能向护士陪笑脸:没事,再扎……不时一个权威模样的前呼后拥地踱进来，搭着眼皮看看某孩子，然后果断地对父母说：“没希望了，放弃吧!”于是哭声一片。每当这时，她就颤抖，紧紧抱住我们的孩子，我就握住她的手，搂住她的肩。

　　孩子出院时，我们仍然保持这个动作。坐在三轮车上，我看着疲惫地闭上双眼的她和她怀里的孩子，心想，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我这一生怎么可能和她们分开呢?

　　后来，我们有了漂亮宽敞的房子、有了全套家电、有了汽车……在这平凡、庸俗和目标明确的过程中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在应酬吃喝中发了体、在勾心斗角中秃了顶、脸上长出因内分泌失调而导致的黑斑……而她则在同一时间里渐渐风韵十足，成了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女人。

　　其实，我们这代人谁都有这样的血泪史，而对我们的前辈来说，没有饥荒、没有武斗、没有动乱、不用上山下乡、不用当右派、吃粮没限制、吃奶不用排队……这简直已经是天堂般的生活了。我父母有一本旧相册，是他们结婚时朋友们送的，上边写着一个苏联诗人的诗——他们那时侯只知道苏联诗人：

　　“一切都会有的 / 夏天的泥泞 / 冬天的雪……/ 因为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啊! ”

　　在一起，这多简单;一辈子，这又多不简单。

　　当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我对她说：“现在谁也不能再伤害我们了，除了你。”我们的家比以前多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样是：争吵。十几年的血肉相连是珍藏，当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惟恐伤到它时，它也可能变成负担;如果太信任它，它又可能十分脆弱。

　　结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这多简单;两个人，这又多不简单。

　　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她对我说她想去看海，我答应带她去;三年后，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家，三年后我做到了。结婚时我答应她我们会补上婚纱照，五年后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会养她，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大房子，我做到了。我答应她送她一只漂亮的手表，居然花了十年，但我还是做到了。

　　我答应她，我会一辈子和她在一起，十多年过去了，她却仍然不完全相信我能做到;也许，是不相信她自己能做到。

　　就有这么难。

　　司汤达的墓碑上刻着：“活过了，爱过了，写过了。”

　　我只希望，我的墓碑上能有这行字：“亲爱的，我做到了。”

　　新一代又到了结婚的时候，本文写给一位想结婚的女孩，并同时纪念我婚姻中那些过去的日子。